一缕早春柔和的阳光从窗外透进来，照在克鲁伊夫的病房里。

病榻上的克鲁伊夫看看镜中的自己，43岁的他发色开始变灰，也略稀疏了些，眼角开始出现细细的皱纹，少年时棱角分明的面庞也被消磨，如今看起来有点圆，为他平添几分温和与儒雅。

手术后休养了大约一周左右，克鲁伊夫如今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真的回来了——回到了巴塞罗那，窗外就是春天蒙锥克山郁郁葱葱的山丘。

“嗐，要是这窗户冲着诺坎普就好了！”

克鲁伊夫竟然还有心情抱怨。

“看来你真是好多了！”

站在窗口向克鲁伊夫说话的，是父亲马努斯的幻象。45岁上过世的马努斯保持着他那副乐天的个性，哈哈大笑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比我幸运得多了。医学已经强大到了足以拯救你。”

“我的孩子，恭喜你，摆脱了我这个心魔。”

“你以后可以不必再悲观，可以勇敢地去追逐你自己的人生了！”

在马努斯的身影彻底消散之前，克鲁伊夫抿着嘴沉默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向假想中的父亲道一声别——他心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轻松。

“又在自言自语呢？”

丹妮走进来，伸手整理了一下丈夫散乱的额发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桑切斯大夫说你今天可以出院了，在家继续休养一段时间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

他感觉这次就像是与家人分别了一个世纪似的，急于回到温暖的家中与妻儿们共度一段温馨时光。

“那孩子们呢？”

克鲁伊夫想起大女儿已经与准女婿订婚，不住在家里，连忙道：“让尚塔尔今晚也来家里吃饭吧！”

“好的！”丹妮抬起手看腕表，“等到了四点我就去给她打电话，只有那会儿能找到她。”

克鲁伊夫习惯性地伸手去摸手机，想要说给自家闺女发个消息不就行了，结果一摸摸了个空——

他愣在原地，这才想起：“手机”什么的……是上一个“梦境”的产物。

突然病房中“滴滴”声响起，克鲁伊夫还以为从他身上牵线的那些医疗仪器出了什么故障。

却见丹妮从她的小手提包里取出了一个半个巴掌大小的小黑匣子，低头看了看，就笑着说：“是约尔迪！我去给他回个电话。”说着，丹妮在手提包里翻了翻，摸出几枚硬币攥在手里，笑着说：“医院里的公用电话坏了好几部，但我们这个楼层的那部是好的。”

说着她快步出去了，留下克鲁伊夫在病房里颇有些凌乱——他这时才想起丹妮用的那个小黑匣子究竟是什么：寻呼机。

不一会儿便有脚步声响起，丹妮重新出现在病房门口，笑着说：“也没什么大事，他说今天会早点回家，还问你什么时候会出院。我就把好消息一起告诉他了。”

说着，丹妮举着手中的寻呼机：“有了这个还挺方便，约尔迪有什么事就给我留个简讯，或者让我给他打回去。这样我马上就能联系上他。”

克鲁伊夫顿时摇头：“不，这还不够方便！”

丹妮大笑：“你是在说那种板砖一样的蜂窝电话吗？那也太沉了，我还是喜欢这个能放在手提包里的小东西。”

这时已有可以走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的“蜂窝电话”了，但是体型巨大，丹妮说它像板砖简直丝毫没有夸张。

克鲁伊夫想起他在另一个时空里见到的“手机”，想起那又轻又薄的质感，灵活多变的各种功能——简直太科幻了。

不过，他记得那手机背面有个被咬过一口的苹果。

他确定自己以前是见过这个标志的，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到过。

这么想着，克鲁伊夫循着习惯，伸出右手，在自己的被单上敲了敲。

结果被丹妮误认为他的烟瘾犯了。

“你难道忘了桑切斯医生叮嘱你的了？”妻子幽怨而嗔怪的声音传来。

克鲁伊夫慌忙道：“不抽了，我绝对不会再抽烟了。”

在住院休养的这几天里，克鲁伊夫与大夫认真地谈了一次，得知他心脏问题的90%都来自他这二十多年的烟瘾。

当时桑切斯医生很严肃地告诉克鲁伊夫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要再碰一支烟，就相当于今天这场手术的努力完全付之东流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当时克鲁伊夫认认真真地做出保证，“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”

比如家庭，还比如，足球……

“以前我总是给自己找各种借口，觉得这东西可以帮助自己抗压。明知它会带来癌症，会引起心脏问题，我却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……

“但现在我很清楚：你不可能在做了伤害自己的事之后，还能逃掉惩罚。这惩罚可能是在几十年后，也很可能就在明天……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脑海里总是回想起那天经纪人亨克痛心疾首的样子，告诉他：他和队友皮埃特·凯泽尔，都死于吸烟引起的肺癌。

当时他实在是无法鼓起勇气，去网上搜索自己的“生平”。他生怕自己一旦看见了，余生就完全定型，自己从此生活在那个“既定命运”里，失去一切自主。

只不过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——

他在昏迷期间所经历的，真的是三十多年后的未来，还是全部出于自己的幻想？

如果全是幻想，那我也太天才了吧？——克鲁伊夫自嘲地想着：将来可以转行去写科幻小说。

想到这里，他又记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

“丹妮，陪我去打一个电话，到荷兰。”

医院里有公共电话，但是能打国际长途的，只有前台总机那里的一台。

于是丹妮扶着丈夫去了那里，克鲁伊夫却先打了荷兰的查号台查号，一时没能找到需要的电话号码。

“我能帮你吗？”

丹妮有点好奇，不知道克鲁伊夫想要打电话给谁。

“我想打给凯泽尔。”

自从自己因为票选队长之事与凯泽尔闹翻之后，克鲁伊夫就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凯泽尔，甚至他后来经历事业的起起伏伏，重返荷兰又重返巴塞，凯泽尔依旧像是克鲁伊夫的禁忌，没人敢当他面提起。

凯泽尔也同样没有联系过他。

隔阂从来没有消除。

但是这一刻，克鲁伊夫满心迫切，只想着要联系队内的老大哥。

丹妮在这方面天赋异禀，她只往荷兰相熟的朋友家里拨了两三个电话，就要到了凯泽尔家的电话。

克鲁伊夫亲自拨了过去：“我是约翰·克鲁伊夫，皮埃特在吗？”

那边接电话的人愣了一下，然后便传来几句说话声，东西突然掉在地上的声音，急匆匆的脚步声……接着克鲁伊夫听见听筒被拿起，一个急切的声音响起：“约翰，约翰，真的是你吗？你还好吗？”

听到了那语声里的关切，克鲁伊夫只觉得自己努力眨着双眼，尝试不让泪水涌出。

“嗯，我还好。手术成功了……”

没想到，会有这样的和解。

毕竟他们在那次事件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这样直接说过话了。

“太好了，兄弟！天知道……我真的很担心你！”

凯泽尔那边的鼻音一时重了起来。

“我打电话来，也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吸烟了。我的主治大夫说……”

说话时，克鲁伊夫耳边始终回荡着亨克痛心疾首的声音：“克鲁伊夫和凯泽尔，都死于因吸烟过度引起的肺癌。”

“我想，这一次大概是上天给我的警示。回想起以前在俱乐部的那些日子，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给你提个醒儿……”

为了我们的家人和朋友，为了我们所钟爱的足球。

听克鲁伊夫说得如此认真，凯泽尔的声音也变得冷静而严肃：“我会的，约翰！”

“兄弟，远在伊比利亚半岛，你一切都保重啊！”

最后凯泽尔说：“在我心中，你永远是更好的那个啊。”

听到这里，克鲁伊夫不免也有些泪目：当年在阿贾克斯，人们总是说，克鲁伊夫是“最棒的那个”，而凯泽尔是“更好的那个”。

“你也是，皮埃特——在我心中，你永远都是最棒的左翼①。”

*

在克鲁伊夫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之后的三周左右，医生确定他的身体状况合适，可以去诺坎普看球了。

但是主治大夫提出，希望克鲁伊夫能够配合他们研究，看看他的心脏在一场球赛期间，究竟是以何等规律跳动的。

克鲁伊夫同意了。

于是，那天大夫与护士在克鲁伊夫的胸腔上贴了各种纽扣，连着五颜六色的线路，然后再帮他套上衬衫与外套，由拎着那些仪器的医护人员们前呼后拥，护送他一起去诺坎普看球。

当他出现在看台上的时候，整个诺坎普爆发出热烈的欢呼，欢迎主教练的归来。

克鲁伊夫也不断向周围的人们挥手，感谢他们的心意。

然后，他将视线转向列在场边的一线队成员。

都是很熟悉的面孔。

克鲁伊夫的视线尤其在两个人身上停留了一下：一个身材消瘦，如同一根3号意面，是瓜迪奥拉；另一个结实敦厚，顶着一头灿烂的金发，白皙的皮肤被伊比利亚半岛的艳阳晒得通红，那是科曼。

年轻的球员们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只知道：老板回来了。

克鲁伊夫：小崽子们，我回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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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
①克鲁伊夫在他的自传《我的转身》里选择了他心目中的最佳11人：他在门将位置上选择了前苏联门将雅辛，三名后卫则是巴西的阿尔贝托、德国的贝肯鲍尔和荷兰传奇克罗尔，中场有瓜迪奥拉，博比-查尔顿，马拉多纳和凯泽尔，前锋则为迪-斯蒂法诺、贝利和加林查。他确实一直将老大哥凯泽尔看作是最佳左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