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洪赴洛，洛中人問曰：“幕府初開，群公辟命，求英奇於仄陋，采賢俊於巖穴。君吳楚之士，亡國之余，有何異才，而應斯舉？”蔡答曰：“夜光之珠，不必出於孟津之河；盈握之璧，不必采於昆侖之山。大禹生於東夷，文王生於西羌，聖賢所出，何必常處。昔武王伐紂，遷頑民於洛邑，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？”

　　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，既成，公與時賢共看，鹹嗟嘆之。時王珣在坐雲：“恨少壹句，得‘寫’字足韻，當佳。”袁即於坐攬筆益雲：“感不絕於余心，泝流風而獨寫。”公謂王曰：“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”

　　子曰：“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令，从其所行。上好是物，下必有甚者矣。故上之所好恶，不可不慎也，是民之表也。”子曰：“禹立三年，百姓以仁遂焉，岂必尽仁？《诗》云：‘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’《甫刑》曰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’大雅曰：‘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。’”子曰：“上好仁，则下之为仁争先人。故长民者章志、贞教、尊仁，以子爱百姓；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。《诗》云：‘有梏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’”